我国现存最早版权文件是收录于南宋祝穆编撰并刊刻的《方舆胜览》之《两浙转运司〈录白〉》，其颁布于嘉熙二年（1238年）十二月。祝洙后来增补合刊《方舆胜览》也收录了颁布于咸淳二年（1266年）六月的《福建转运使司〈录白〉》。它们在版权史上具有重要意义，也与朱子维权意识具有密切关系。
《方舆胜览》初刻本在国内早已失传，后由清末杨守敬在日本访得此书，并将其附录的《两浙转运司〈录白〉》转录于《日本访书志》卷六《方舆胜览前集四十三卷后集七卷续集二十卷拾遗一卷宋椠本》条，其主要内容如下：
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：本宅见刊《方舆胜览》及《四六宝苑》《事文类聚》凡数书，并系本宅贡士私自编辑，积岁辛勤。今来雕板所费浩瀚，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，或以节略《舆地纪胜》等书为名翻开搀夺，致本宅徒劳心力，枉费钱本，委实切害，照得雕书，合经使台申明，乞行约束，庶绝翻版之患，乞给榜下衢、婺州雕书籍处张挂晓示。如有此色，容本宅陈告，乞追人毁版，断治施行，奉台判备榜，须至指挥。
这是祝穆《方舆胜览》初刻本所誊录的版权文件，未见于后续《方舆胜览》诸刻本。目前国家图书馆藏有祝洙增补重刊本《方舆胜览》，附有祝洙跋文与一份版权文件，其中版权文件的主要内容如下：
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称：本宅先隐士私编《事文类聚》《方舆胜览》《四六妙语》、本官思院续编《朱子〈四书〉附录》进尘御览，并行于世，家有其书，乃是一生灯处辛勤所就，非其它剽窃编类者比。当来累经两浙转运使司、浙东提举司给榜禁戢翻刊。近日书市有一等嗜利之徒，不能自出己见编辑，专一翻板，窃恐或改换名目，或节略文字，有误学士大夫批阅，实为利害。照得雕书，合经使台申明状，乞给榜下麻沙书坊、长平熊屯刊书籍等处张挂晓示，仍乞帖嘉禾县严责知委。如有此色，容本宅陈告，追人毁板，断治施行，庶杜翻刊之患。奉运使判府节制，待制修史中书侍郎台判给榜，须至晓示。
前一份文件由两浙转运使司颁布于嘉熙二年（1238年）十二月，并行文至福建路转运使司；后一份文件是福建转运使司颁布于咸淳二年（1266年）六月，并行文至两浙路转运使司。两份文件相隔28年之久，但具有同样目的，即保护祝穆所编撰刊刻的版权。
《两浙转运司〈录白〉》和《福建转运使司〈录白〉》显示我国南宋时期已经具备权责一致的版权保护意识，主要有三方面：
一是明确受保护客体。前者规定保护对象是三本著作，即《方舆胜览》及《四六宝苑》《事文类聚》；后者规定保护对象是四本著作，即《事文类聚》《方舆胜览》《四六妙语》及本官思院续编《朱子〈四书〉附录》。两者的差异源于祝穆家族新刊作品，但都明确规定保护对象的名称及其归属。
二是明确了著作权的获得方式。两者均由版权拥有者主动发起申请程序，如它们都是因应版权拥有人祝太傅宅干人吴吉诉状而设立，与后来《大清著作权律》持一样原则。这也显示它们所秉持的法律精神基本被后世官方所接受。
三是规定了著作权保护的内容及措施。两者通过官方文件来满足著作权所有者的诉求，并通过张榜公布生效，而著作权所有者的权利是未经其同意不能私自翻刻受保护著作，主要包括翻版全部作品，包括改换名目、节略文字等情形。至于处罚措施则是直接毁版。
不过，它们虽然已具备版权法雏形，但也存在明显局限性，主要有两方面：
一是地方政府是版权管理的最高机构，尚未形成全国性的版权管理机构。前者由两浙转运使司发布，仅限于两浙路有效，故著作权拥有者需据此文件再次向福建路转运使司声索相同诉求，最后由福建路转运使司重申两浙转运使司颁布的文件。后者与前者的情形大体相同，只是先向福建转运使司发起申请，再由福建转运使司行文两浙路转运使司而已。由此可见，南宋政府是以各路作为版权管理的最高机构，尚未形成全国性的版权管理机构。
二是以多部作品打包的形式进行版权管理，且未设定明确的有效期限。两者虽规定了被保护对象，但不是逐部作品制定独立版权文件，也未明确规定著作权的有效期限。又在两份文件中，吴吉状书所述著作权所有人分别是“本宅贡士”“本宅先隐士”，那么前者是作者还在世，后者是作者已过世，其著作权都被保护，但未规定有效期限。这虽有利于著作权的保护，但是明显未兼顾著作的公共产品属性，存有早期版权法不完善的特征。
祝穆是朱子及门弟子，其家通过代理人向官府申领著作权文件，这是源于祝穆汲取朱子生前疲于应对盗版之苦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。方彦寿先生《朱熹：一位特殊的出版家》说：“由于盗版事件屡屡发生，因此，到了嘉熙二年（1238年），朱熹弟子祝穆在建阳麻沙编成《方舆胜览》《四六宝苑》二书，遭到书坊竞相翻刻后，他接受了其师朱熹当年只是被动地追稿的教训，主动出击，借助于当时政府的力量，颁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文告，四处张贴。从而促使了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版权文告的诞生。”其所指文告即《两浙转运司〈录白〉》。
考察朱子打击盗版的维权方式与目的，梳理如下：
一是通过私人关系制止盗版情况。《答吕伯恭》说：“纸尾所扣婺人番开《精义》事，不知如何？此近传闻稍的，云是义乌人，说者以为移书禁止，亦有故事。鄙意甚不欲为之，又以为此费用稍广，出于众力，今粗流行，而遽有此患，非独熹不便也。试烦早为问故，以一言止之，渠必相听。”这是朱子写给好友、婺州（现浙江金华）名流吕祖谦，希望其利用自身影响力阻止《论孟精义》的盗印情况，希望通过私人关系调解盗印侵权问题。
二是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盗版问题。前信又说：“如其不然，即有一状烦封至沈丈处，唯速为佳。盖及其费用未多之时止之，则彼此无所伤耳。熹亦欲作沈丈书，又以顷辞免未获，不欲数通都下书，只烦书中为道此意。”此信写于淳熙元年（1174年）正月，所谓“不然”是指在前述私下调解不成的情况下，朱子将提告至沈丈处。据笔者考证，沈丈是指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沈复，其在乾道七年（1171年）起担任两浙转运判官，兼任临安府（今杭州）少尹。这属于走司法程序以解决盗版侵权问题。
三是朱子打击盗版侵权的目的在于经济效益。前信又说：“此举殊觉可笑，然为贫谋食，不免至此，意亦可谅也。”高令印先生说“文字钱是朱熹经济收入的来源之一”，朱子印售自著书是其文字钱的一种，故打击盗版侵权行为的动机已与现代社会无异。
正是朱子以经济效益为出发点，并将维权付诸实践，为祝穆及祝洙的维权行动提供了经验，故祝穆及其子祝洙在刊刻新书之时，先诉诸官府以保护著作版权，避免被盗版之后维权的麻烦。
（作者：王志阳 作者单位：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）
